通过对近年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和比较，当前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呈现出六大新态势：
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集中体现为环境群体性事件，这类事件大体上存在着“立项—抗议—博弈—终止”四个前后相续的阶段。近年来，我国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日益明显地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立项—抗议—博弈—终止”的过程模式：即重大工程项目开始立项或准备上马，由于项目消息扩散或项目开工而导致大众动员与社会抗议，地方政府回应、采用“软硬兼施”手段应对抗议与冲突，地方政府迫于强烈的民意和维稳的压力终止或取消工程项目。上述模式表明当前我国在上马重大工程项目时有陷入“一闹就停”困局的趋向。
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重大工程项目时忽视了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感知及其差异性，而这日益成为许多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重要心理根源。现代风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主观建构性”。该特征表明，公众的风险感知可以同专家的知识和判断相提并论。更值得关注的是，风险感知会对个体或群体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进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核心因素。近年来，从厦门到余杭的事件都印证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风险感知差异→应对策略和行为→社会冲突爆发。可见，高度重视并评估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感知差异并进行积极干预，对于实现风险的源头治理意义重大。
重大工程项目中风险与利益分配的失衡或不匹配，通常会使得部分民众产生相对剥夺感和怨恨延伸、甚至是现实的集体行动。通过剖析典型群体性事件发现，各地民众反对PX等工程项目的原因是多样的，但这些原因大都可以归结到风险与利益分配的失衡上，这种失衡主要体现在：地方经济发展与民众生活环境与健康之间；国家发展战略与区域居民的利益之间。因此，当上述失衡达到一定程度时，民众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和心理怨恨，在一些因素（如信息披露或谣言）的影响下，部分民众怨恨延伸，从而引发社会冲突。
虽然各级政府在上马重大工程项目时日益重视群众工作，但很多风险冲突的发生或升级恰恰是由于群众工作的严重失误。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做好群众工作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政府合法性具有根本性意义。然而，当前许多地方在推进重大工程项目时依然过于依赖单向度的群众工作方式，没有为公众参与提供一套顺畅、便捷的制度化渠道，其后果就是各种非制度化参与方式的兴起和扩散。更严重的问题是，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时代，一些地方政府不懂得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粗暴维稳的心态和简单笨拙的处理方式往往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因。
地方政府和民众之间缺乏基本信任，双方有时都会使用极端方式作为自己维稳和维权的工具，这往往导致冲突持续升级和“双输”结果。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形成了一种差序的政府信任结构，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危机需要决策者高度警惕。如果长期延续甚至持续恶化，这种危机就很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冲突。民众对涉及环境的工程项目采取“一概反对”和本能抵制态度，固然存在污名效应和恐慌心理的原因，但也事实上存在着地方政府决策封闭和信息不透明。随之而来的就是民众以体制外方式维权，而地方政府则以防堵的方式维稳，后果必然是两败俱伤，
谣言，特别是网络谣言的作用日益凸显，已成为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重要来源。由于政府信息不透明和民众参与渠道不畅等原因，谣言，特别是网络谣言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压力机制。在各类群体性事件中，“谣言的制造与传播——冲突的爆发或升级——政府辟谣与真相凸显”的模式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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